[57]相比之下，宪法原文及宪法修正案作为标准文本更具正当性，宪法修正文本作为工作文本则更具实用性。
此前曾引发广泛热议的气枪案(刘某网购玩具仿真枪触犯走私武器罪案)、两只鹦鹉案(王某出售两只鹦鹉触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老太摆射击摊获刑案(赵某因射击摊上摆放的6支玩具枪被鉴定为枪支而触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等案件，涉及的都是因法律认知不足违法又该如何惩罚的问题。(53)江国华、丁安然：《首违不罚的法理与适用——兼议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之价值取向》，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而要为违法性错误减轻或从轻处罚寻获规范依据，又可借助两种方式：其一，诉诸《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5项的兜底条款，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查找具体法领域是否有与主观要素互相匹配的法定减轻或从轻处罚规定。2.故意还是过失为原则？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其实罪责理论的关键在于，其使人们从对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的纷争中挣脱出来，并将焦点从构成要件层面的判断转移至责任层面。从识别便宜出发，将违法性认识归入责任要素对于更强调效能的行政处罚而言无疑是更妥当的。责任主义首先意味着无责任即无刑罚，即犯罪的成立必须要以不法行为可归责于行为人为前提，其核心正在于通过对国家刑罚权施加限制，来为惩罚的正当化提供依据，由此也保护个人自治和人格尊严免受国家刑罚权侵蚀。
例如，陈兴良教授最初主张违法性认识必要说，并将违法性认识纳入故意的要件中，就是为违法性认识在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下找到栖身之所。(45)3.违法性认识在行政处罚中的定位上述观念众说纷纭，同样为我们思考违法性认识在行政处罚中的体系定位提供参考。(73)参见王建学、张明：《海南自贸港法规的规范属性、基本功能与制度发展》，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
略作展开时，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在立法领域，突破法律的限制而任意使用地方性法规调整税种税率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48)至于在单独说积极性时，则是争先的意思。(60)毛泽东对于这一矛盾的理解很深刻。
(6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11)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74)这些安排当然也蕴藏着巨大的灵活性。(39)我国宪法和法律在程序设置上(而非实体权力界定上)并未允许中央的国家机构只依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直接变动法律关系。三、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程序意蕴区别于以上所有观点，笔者于下文将提出，地方国家机构根据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确有一定的制度化权力。当然，这并非有意为之。
周雪光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深刻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60)毛泽东：《读〈后汉书〉批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两种民主集中制都允许从属方提出意见，而主导方仍可拍板定案。丁轶认为：一旦中央将大量治权、事权逐级发包下去，原初单一制模式下的代理型法治样态就会发生变化，由代理型法治开始向自治型法治转化。
地方国家机构的主动性、积极性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地方政府的职能权限和事权财权根据我国《宪法》第89条第4项的规定，由国务院自行划定即可。
(31)但在王建学看来，领导对具体工作的渗透力度更弱。一方面是形式上的中央高度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将日常性的‘细事交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并且力求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56)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所采用的中国《宪法》英文译本(也是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本)，对于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翻译得直截了当，就是提出意见和建议(initiative)和展现热心、热情(enthusiasm)。田雷以其出色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一模式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51)参见邓小平：《从渡江到占领上海》，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程金华曾提出在所谓两个积极性中中央积极性从宪法上消失的问题。是灵活性发挥得不对，以至于破坏了原则性。如俗语所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郑毅：《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央政府机关人数占全国政府机关人数的比例已经长期低于0.5%。
(2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相反，中国的层级制是一种自1958年以来就存在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M型经济)。
(43)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初，可能意味着用地方立法对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加以细化，而当前先行性、试验性、探索性、创新性应当是其共同的精神。5.M型结构钱颖一发明的‘M型经济概念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从这一点看，简单说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确有失偏颇，民主集中制是自成一格的制度类型，而这种程序设置正是其非常重要的特征。(46)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单独说主动性时，是不受强制的意思。(17)在法学界，郭锐的选择构筑原本是为批评周雪光偏重中央政府视角而阐发的观点。(52)邓小平：《把共青团的活动放在党委的统一规划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徐清飞：《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44)莫于川的认识也与此类似。
参见周尚君：《中国立法体制的组织生成与制度逻辑》，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仍完整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
这种内部决策机制和程序与国家机构也没有什么不同。(48)毛泽东：《林罗刘部应作好南进作战的各种准备》，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89)以程序性的理解，将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含义统一起来，回归宪法起草者的视界来观察、理解文本的严谨规定，是应有之义。(23)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民主是为了形成正确的意见，集中则是为了在民主决策的框架下更好地执行并塑造更加强有力的政府。(44)刘松山：《地方人大立法规划的十个问题》，载《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4期。
当然，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14)黄宗智指出，古代中国虽在名义上拥有高度的专制权力，但实际上只有较低的基层渗透能力，集权的简约治理可能是节约成本的可行办法。
(83)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机构权力配置纵横两方面的共同原则。可以说，领导权乃是一种最终决定权。
至少在权力的横向配置层面，蒋清华认为在政权联合体中，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移用进来。(81)张楠迪扬、刘明奇：《职责同构与地方自主性：我国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逻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